近读胡文辉先生《〈英雄〉与〈鹿鼎记〉》一文（刊《东方》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８期），有些感想。请允许我先引用结尾部分的两个结论性段落：
《鹿
鼎记》和《英雄》透过历史演义反映出创作者对政治现实的认同心态，但并非完全自觉；而郭沫若和吴晗却是极为主动地借用学术撰述以表现他们对政治现实的否定心态。他们的著述同在四十年代，显然是借古非今，通过对古代帝王的批判性研究以影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故不约而同地极力突出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和明太祖的“恐怖政治”。郭沫若１９４５年在《十批判书》后记中特别提及，他在写作《〈吕氏春秋〉与秦代政治》期间，“偶然在报上看见中大出版的《社会科学季刊》的广告，中有程憬《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当即以电话通知城内的友人，托为购买，第二天便得到阅读的机会。我的日记里这样写着：‘程文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意见与余正反，毫无新鲜资料。’”其实，不论是程憬的歌颂嬴政，还是郭沫若的批判蠃政，其以学术为工具借古非今的动机却并无二致。这正可以反证郭沫若借批判秦皇帝以刺蒋总统的意识。
但到五十年代……（编者删），原来借批判古代统治者以影射现代统治者的学术花招当然已不合时宜；……（编者删）这就使得郭沫若和吴晗原来批判独裁政治的功绩反成为污蔑进步君主的谬误。――秦始皇不是像共产党一样统一了中国吗？明太祖不是像毛泽东一样进行农民革命吗？毛泽东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已读过《朱元璋传》，并在会见吴晗时表示，对朱元璋残暴的分析过于书生气，因为朱元璋非如此不能巩固其统治；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在讲话时又表示：“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时，更在诗中直接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政治就是最大的学术，领袖就是最高的思想，毛泽东的态度，遂使得郭沫若、吴晗不能不自食其言，将他们对秦始皇和明太祖的评价完全颠倒过来。郭沫若当年讥讽别人“歌颂嬴政，有意阿世”，不料最终自己竟不得不步其后尘，真成历史的吊诡。
胡文辉认为，四十年代程憬借歌颂秦始皇有意阿世，而郭沫若借批判秦始皇有意刺世，“以学术为工具借古非今的动机却并无二致”，而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政治压力下借为秦始皇翻案而有意阿世，借古颂今，不得不步了程憬后尘。这可能隐含着一个近年来渐成气候的“学术界共识”：
只要学术不独立于政治，就必然被工具化；只要学术被工具化，就必然曲学阿世。因此学术必须独立于政治，学术决不能成为工具，必须为学术而学术。
但我认为这一“学术界共识”是语义含混的，词不达义的，因而是容易被误解的，似是而非的。
一
学术应该独立，这没有疑问，然而学术应该独立于什么？
许多当代学者认为，学术应该独立于政治，既不能借古非今，也不能借古颂今。
后半句是对的。因为“借古非今”、“借古颂今”中的“古”，往往不是真历史，而是假历史，也就是“曲学”；“借古非今”、“借古颂今”中的“今”，往往不是现实真相，而是现实假相，也就是“阿世”。
然而前半句却是错的。不曲学阿世决不意味着对政治不闻不问，决不意味着独立于政治，而仅仅意味着独立于权力，仅仅意味着不把权力视为是非标准，仅仅意味着不能“上之所是，下皆是之；（上之）所非，下皆非之。”（《墨子・尚同》）
人类思想主要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两大类。思想的无上尊严，要求一切严肃的思想必须独立于权力。独立于权力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共同尊严，但自然科学不仅可以独立于权力，而且可以独立于政治，人文学术却只能独立于权力，不能独立于政治――这是两者的不同研究对象和不同研究目的先天规定的。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研究目的是探索科学真理；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与现实，研究目的是探索人文公理。自然科学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纯理论的技术应用，人文学术也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纯理论的学术应用。科学理论以技术应用的方式造福人类，但科学理论可以不问技术应用而专注于客观真理探索；学术理论以学术应用的方式造福人类，学术理论也可以不问学术应用而专注于人文公理探索。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相似之处，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还有两个重大的相异之处。
一、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完全无关，科学理论的技术应用倒有相当浓厚的现实政治因素；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却与政治密切相关，人文公理的现实应用更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自然科学的纯理论部分与技术应用部分与政治关系之不同是“无”和“有”：纯科学与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纯科学的技术应用才与现实政治略有相关――但远不如人文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那么紧密。然而人文学术的纯理论部分与学术应用部分与政治关系之不同是“远”和“近”：纯学术与现实政治关系稍远，纯学术的学术应用与现实政治关系更近。所以纯科学的理论探索可以不问技术应用的现实可能性，即使永远没有技术应用的前景，也不影响科学理论的价值。但人文学术的纯理论探索却不能不问学术应用的现实可能性，如果学术探索的成果不能应用于批判现实政治的弊端，那么学术研究就完全没有价值。人文学术的最终和最高目的，就是以判定历史是非的方式影响现实政治，以人文公理支持一切影响现实政治的学术应用。
只有揭示出普适性客观真理的真科学，才有可能开发出有价值的应用技术，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未能把握客观真理的伪科学，不可能开发出有价值的应用技术，只会盗用科学的名义迷惑大众，欺世牟利。同理，只有揭示出普适性人文公理的真学术，才有可能开发出有价值的应用学术，应用于批判现实政治的弊端，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环境；未能把握人文公理的伪学术，不可能开发出有价值的现实思想，不可能应用于批判现实政治的弊端，只会盗用学术的名义谄媚权力，欺世牟利。
政治只是科学理论的养母和技术应用的养父，但政治却是人文学术的生母和学术应用的生父。只有自然科学才可以既独立于权力，也独立于政治，但人文学术只能独立于权力，却不能独立于政治。可能有对现实政治不闻不问、“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但不可能有对现实政治不闻不问、“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人文学术研究必定包括无可回避的政治内容，学术领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飞地。“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语），任何人都不可能远离和脱离政治，任何人文学术都不可能远离和脱离政治，尤其是当权力欲染指一切学术领域、欲把权力认定的是非强加于一切学术领域之时，人文学术就更找不到一块没有权力烙印的净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要强调学术必须独立于权力，但决不能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如果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的真实含义正是指远离权力而非远离政治，那么就是无意的思路混乱的词不达义。如果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的真实含义指的是远离政治和脱离政治，那么就是有意的用心险恶的混淆视听，是向权力屈服的犬儒主义。
任何标榜脱离和远离政治的所谓“粹然学术”，都是犬儒主义学术；任何标榜脱离和远离政治的所谓“粹然学者”，都是犬儒主义学者。向权力屈服的犬儒主义学术不可能真正独立，它以远离政治和脱离政治的方式向权力表白：自己与权力完全无关！与权力完全无关的学术完全违背了学术道德，彻底丧失了学术尊严。向权力屈服的犬儒主义学术不可能是真学术，而是冒似客观公允的伪学术，因为它回避了权力不乐闻的一切真是非，实际上只是一种明哲保身的隐晦谄媚术，它以向权力屈服的方式，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学术不可能独立于政治。
二
确认了学术只能独立于权力，而不可能独立于政治，那么对“学术不能借古非今和借古颂今”和“学术不能工具化”就各有一个重要的修正。
所谓学术不能“借古非今”和“借古颂今”，仅仅是指学术不能被权力征用，不能通过歪曲古之事实和古之是非的肮脏手段，达到非不该非之今、颂不该颂之今的卑鄙目的。学术只要独立于权力，就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古为今用”，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洋为中用”。学术研究无禁区，既必须研究古，更必须研究今，古与今的千丝万缕联系是割不断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确认事实，而事实必有是非，只要古今同是，古今同非，真学术就不可能非古不非今，也不可能是古不是今。
所谓“学术不能工具化”，仅仅是指学术不能依附于权力，仅仅是指学术不能成为被权力征用的工具。学术可以是工具，但必须是正义的工具，那就是成为批判现实政治的弊端的武器，而武器是工具之一种，因此笼统反对学术的“工具化”，就是反对学术的现实应用和现实批判。不能应用于现实批判的学术，说得轻一点是象牙塔内的无用学术和自我意淫的无聊学术，说得重一点就是毫无操守的伪劣学术和自阉命根的太监学术。
学术必须闻问现实政治，而且闻问之后决不能阿附权力，只能用学术武器批判现实政治的弊端，批判权力的滥用。就此而言，四十年代的郭沫若、吴晗以学术为工具批判现实并未使学术堕落，而七十年代的郭沫若、吴晗以学术为工具向权力献媚才是学术的堕落，但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必然性。两者之间的所谓“历史的吊诡”，并非学术“工具化”的吊诡，而是郭、吴的人格吊诡即人格坎陷；但不能简单地把郭、吴的人格坎陷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而必须进一步批判诱引乃至强迫知识分子产生集体性人格坎陷的特殊政治环境。
郭沫若、吴晗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值得思考。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因此任何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自发的政治倾向与某个党派立场接近或一致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有的知识分子与权力走得如此之近，若享有且贪图权力赐予的特权，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学术操守被现实私利泯灭就是必不可免之事。知识分子固然也难以没有人皆有之的贪欲，但理应对贪欲有所节制和超越，而对特权更应该不遗余力地批判，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操守。如果只有一个锅，不吃、不拿就活不下去，那么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还可以退到最后一条底线：不觊觎更不贪图特权，仅在天下惟一的锅中拿最底层的一个份额，那么吃人的嘴就不软，拿人的手就不短。郭沫若、吴晗的学术操守并不是被“吃公家饭”泯灭的，而是被享受高官特权泯灭的。如果不怕失宠，不怕剥夺高位，不怕失去特权，那么他们完全可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是，极少数有操守、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被迫失去特权地位后才保留了某种学术独立性，如果顾准没有失去特权地位，那么他的后期思想就不可能产生。因此，所谓“学术独立于权力”，归根结底还是学者必须具有“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语）的伟岸独立人格。
缺乏“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语）的学者，为了一己以至一团体、一党派的利益而以学术为正义武器刺世，但一旦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手上掌握的学术武器就或自觉地为权力御用，或被迫地为权力征用，于是历史和学术在他们手上成了按权力的喜怒无常而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历史有历史的固有是非，学术有学术的固有是非，容不得这样紧跟和伺候权力的眼色而随时变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权力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把人文学术的普适公理任意扭曲为对权力有利的党派是非。独立于权力但不自外于政治的学术之所以是天下之公器，就因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正是通过弘扬人文公理，并且把这种人文公理“理论联系实际”，对政治权力的腐败倾向予以遏制，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少数人的党派利益最大化是非正义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正义的。所以真正应该成为学术界共识的是：学术必须独立于权力，但不能远离政治，更不能脱离政治；学术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正义的工具，但决不能或自觉或被迫地成为权力御用或征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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